最近,“三國志——文化主題特展”,正在中華世紀壇展出。本次特展是三國文物的大規(guī)模集中展示:多位專家尋訪考察國內10多個省份、40余家文博單位后,精心挑選出200余組珍貴歷史文物,從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方面展示了那個時代的全貌。
該展覽去年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率先開幕,引發(fā)日本觀展熱潮。今年1月23日,展覽回到中國,在中華世紀壇展出。因為疫情的影響,展出后不久中華世紀壇便暫停開放。近日,該展重新限流開放。
“三國志”特展去年在日本展出后,本報曾對展出的重要文物,比如證明曹操墓身份的“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”石牌、“蒼天乃死”銘磚以及明代關公銅坐像等做過詳細介紹。展覽在中華世紀壇重新開放后,本報記者第一時間預約參觀,重溫文物里的三國細節(jié)。
除了諸多媒體介紹的三國主戰(zhàn)場的重點文物外,還有不少幽州、冀州的文物展出,這些文物使得北方戰(zhàn)場同樣精彩紛呈,眾多京津冀的觀眾,得以品味近在咫尺的“三國魅力”。
涿縣青年劉備南下成大業(yè)
本次“三國志”特展回到北京,自然在展陳上做了更貼近三國歷史語境的設計,一百多件展品被分成序廳、強漢興衰、天下三分、重歸一統(tǒng)等四個部分展出。在“三分天下”展廳,根據魏蜀吳三國不同的地域及文化風貌,在細節(jié)上做了不同處理。魏國因為承襲漢制,而被視為正統(tǒng),展廳借鑒了中軸線風格,呈現出肅穆莊嚴的氛圍(曹操統(tǒng)一北方后,定都鄴城,其城廓便是依上古規(guī)制而建,建有中軸線);蜀國地處天府之國,展廳的設計充分使用了西南地區(qū)代表性植物竹子作為背景元素,而且展出的陶俑也多面露笑容,休閑之風撲面而來;吳國水路通暢,貿易發(fā)達,展廳相應地設計成象征海洋的藍色,洋溢著一股清新之風。
細心的觀眾會發(fā)現,在蜀國文物展廳的開篇,展出的并不是出自蜀地的文物,而是來自河北保定滿城漢墓的文物。熟悉三國歷史的都會會心一笑:滿城漢墓的主人中山靖王劉勝,正是劉備“逢人便說”的先祖。
劉備是中山靖王劉勝之后,并不是《三國演義》的杜撰,連陳壽的《三國志》也是這樣記載,“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后”。也許劉備說的并沒有錯,只不過,他的先祖劉勝,沒有其他本事,就是會生孩子,《史記》中記載,劉勝有120多個孩子。經過三百多年的繁衍,劉備其實早已沒有了宗室血統(tǒng)。不過,漢室宗親的身份在亂世,或許有著非凡的作用。在同鄉(xiāng)大儒盧植名下學習過一段時間的劉備,憑著漢室之后的身份,逐漸在涿縣擁有了500人左右的隊伍。
《三國志》記載,劉備因平定黃巾軍有功,而被任命為安喜縣尉(今河北定州東),這是劉備事業(yè)的起點。東漢編年體史書《后漢紀》有一句記載至關重要,“(初平二年秋七月)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”。191年,劉備成為平原國(今山東平原縣)的國相,這是太守級別(郡一級的最高長官為太守)的職位。涿縣青年劉備,終于帶著“漢室宗親”的光環(huán),走上了歷史舞臺。
文物里有生活也有戰(zhàn)爭
因為戰(zhàn)火頻仍,想通過地上文物一窺三國時期幽州、冀州一帶的生活圖景,并不容易,好在地下文物,為后世留下了諸多線索。
在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文物中,展出了一件寶物:錯金銀鑲嵌銅豹。文物不大,長約6厘米,高約3厘米,但工藝極為精致,豹首側扭,前胸寬闊,臀部渾圓,將豹的威武勇敢、矯健敏捷刻畫得淋漓盡致。豹身用錯金銀工藝制作出梅花狀豹斑,極富想象力,豹的雙目鑲嵌瑪瑙,至今仍散發(fā)出奪目的光芒。
如果說中山靖王之墓出土文物體現的是皇室的生活,那么展廳里,出土于涿州的漢代鐵鏟、鐵犁,則展示了勞動人民勞作的圖景,同樣出土于涿州的一套東漢銅筷、銅盤、銅缽、銅耳杯以及銅長方案,揭示了當時的諸多生活細節(jié)。銅耳杯在當時多為酒器,本次展出的兩只銅耳杯放在一張方形的銅案里,從色澤上看或許并不是同一時期出土,但兩只耳杯形制幾乎一樣,宛若一對。它們擺放在幾案里,穿越時空,仿佛正有一場宴席,靜靜地等候客人的到來。
本次展覽,涿州博物館的“鎮(zhèn)館之寶”東漢彩繪陶鏡臺和東漢彩繪陶神燈亮相,給人們還原了當時富裕之家的生活圖景。彩繪陶鏡臺高1.14米,由底座、支架和鏡三部分組成,最為獨特的是,在支架上有三個圓孔,它是使用者根據身高進行升降調節(jié)所用,這件陶鏡臺目前是此類出土文物中的孤品。
東漢彩繪陶神燈,是一座有著七層的陶燈,每一層均堆雕有精美的陶俑,這些陶俑,用白色做陶衣,用朱墨線條描繪出人物的衣物、眉目以及表情,形態(tài)逼真,衣衫翩然。陶燈的頂部是一個燈碗,即人們所說的“長明燈”。這些精美的圖案,將遠古神話以及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,折射了當時人們的質樸愿望:田園富庶、生活安寧。
不過,在彩陶燈和彩陶鏡臺這一展廳的最后,展示的是來自涿州博物館的一排鐵劍,這些冰冷的鐵器提示人們,戰(zhàn)亂與流離是那個時代的底色。
三國時北京開始大規(guī)模水利建設
從春秋時期開始,幽州就是連通中原與塞外的重鎮(zhèn)。在這里,農耕民族與塞外的少數民族常常展開直接的交鋒。基于這樣獨特的地域特征,幽州是北方政權最令人頭疼的地域。因此,三國時期,幽州也少不了刀光劍影。
東漢末,劉虞作為幽州刺史,推行“寬政”,對烏桓、鮮卑等少數民族實行安撫政策,劉虞在幽州享有極高聲望。此后,劉虞因公事離開幽州。黃巾起義爆發(fā)后,劉虞再次到幽州主政,在此期間,他“勸督農植,開上谷胡市之利,通漁陽鹽鐵之饒”,這使得每年要靠青州、冀州賦稅支援的幽州,也開始“民悅年登”,并吸引了百萬余青州、徐州的士庶到此避亂。
可惜的是,受劉虞調度的公孫瓚,在對待烏桓問題上,傾向更加激進的方式,最終公孫瓚將劉虞斬殺。公孫瓚后來被袁紹打敗,但袁紹并無治理幽州的良策,幽州常受烏桓侵擾。曹操打敗袁紹后,袁氏殘余勢力盤踞北方,他們常與烏桓聯合入侵幽州,幽州并不太平。
206年,為了徹底掃除袁氏勢力,曹操決定征伐烏桓。曹操開通了平虜渠、泉州渠以及新河等運河,將黃河故道與幽州一帶的河流聯通,往幽州一帶運送物資。其中泉州渠將潞水(通州北運河舊稱,但兩者河道不一樣)與渤海相通,這也是潞水作為運河之始。
曹操擊敗烏桓后,幽州迎來了短暫的安寧。侯仁之在《北平歷史地理》中提到,250年,駐守薊城(今北京)的鎮(zhèn)北將軍劉靖,在薊城開始興修水利,先是引永定河水修建攔河壩,史稱“戾陵堰”,后又修筑人工水道車箱渠,將水東引,灌溉薊城土地。戾陵堰、車箱渠是北京歷史上第一批大規(guī)模的引水灌溉工程。很多人未曾想到,北京開創(chuàng)大規(guī)模水利建設之始,正是在“亂世”三國時期。
“三國志”特展的展廳里并沒有這段歷史的文物見證。不過,倒是能找到與幽州有一定關系的文物,那就是“毌(guàn)丘儉紀功刻石”,它說的是正始五年(245年)毌丘儉帶兵平定高句麗叛亂,并將東漢初廢棄的臨屯郡再次納入版圖的赫赫戰(zhàn)功。為何說它與幽州有關系呢?235年,毌丘儉被任命為幽州刺史,在他擔任幽州刺史的第三年,即237年,率兵平定了遼東公孫淵的叛亂。